大陸方麵有沒有想要出台更多的優惠措施，讓更有實力的台商能夠在大陸有更多的投資？ 安峰山：您的第一個問題，我想，我們的立場和態度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晰和明白。
由此可見，政府在危機中塑造自身形象能夠部分挽回危機本身對政府造成的損害。政府可借危機扭轉自身形象。
政府形象的好壞是由多個方麵的因素共同決定的，如政府錯誤的施政方針、不合理的行政措施、素質不高的行政人員等都會影響公眾對政府的評價。但當危機發生時，公眾迫切希望政府能夠處理好危機事件，此時政府若能積極投入到危機解決中去，並成功解決危機，這便會大大改變公眾對政府的態度和認知，成為政府提升形象的一個契機。危機管理視角下製約中國政府形象構建的主要因素政府及公務人員危機意識相對淡薄。政府及其行政人員具備危機意識是政府危機管理的起點，隻有政府能夠預先考慮到可能遇到的各種緊急形勢，並在各方麵做好應急策略，才能避免在危機突發時束手無策。在培育政府及其行政人員危機意識的過程中，應正確區別危機感與危機意識的差異，大多數政府成員都具備危機感，但隻有當這種危機感通過理性上升為對危機做出合理預期時，才能稱之為危機意識。
如果政府人員對危機感沒有正確的評估或誇大危機感，政府便會走向兩個極端，一是害怕危機來襲而變得消沉低迷，二是為了解決危機而做出極端自我保護反應。目前我國已經進入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突發，政府及其公務人員是存在危機感的，但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與危機應對的領導者，其不能隻擁有危機感而應擁有危機意識。身為地稅局副局長，劉某也可謂見多識廣，那麽他是怎麽被這些“能人”忽悠的呢？自稱能辦事的大能人劉某的表哥冷某說，2012年劉某到北京找到他說想找人為自己伸冤，冷某就想到了認識了十年的老鄉薛某，於是介紹二人見麵。
6名騙子是如何騙走劉某710萬元巨款的呢？他們的身份到底是不是中紀委、國安局的領導呢？被查副局長為恢複工作找“能人”山東省即墨市地稅局副局長劉某報案稱，2012年10月，因被人舉報瀆職，他被當地檢察院立案偵查，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檢察院未起訴，劉某被取保候審後案件一直未審結，劉某也無法正常工作（圖片來源：台灣《中國時報》）。台當局“農委會主委”官舍外觀當前，應在繼續推出帶有“應急”特點的文件、指南、合同模版和工作規則的同時，借鑒國外經驗，著力研究推進PPP立法。
第五，加強PPP治理能力建設。而PPP之所以是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就是要讓風險和收益匹配起來，這樣才會有企業願意承擔風險。
那麽，需要研究的是如果在第一階段沒有采取招標的方式而是采用競爭性談判或競爭性磋商的方式選擇社會資本方，社會資本方中選後是否仍然可以采用“兩招並一招”的做法，這個在《招投標法》及其實施條例和《政府采購法》中均沒有明確，導致地方政府無所適從。原因主要包括幾個方麵：首先，PPP項目多是公益性質較強、持續時間較長的項目，從立項簽約到投資取得回報存在一定時滯，同時，相較於高企的融資成本，投資收益不具備吸引力。來源：《中國財政》責任編輯：周夏瑩。目前已出台的PPP操作指南、指導意見等都應屬於立法之前的鋪墊。
首先，財政承受能力論證要求每一年度所有PPP項目不能超過一般預算支出的10%，這項論證是針對單個PPP項目來做的，但是一個市縣一個年度內可能會有十幾、二十個甚至更多個PPP項目，加在一起就超過了10%紅線。再次，政府與社會資本方的風險分擔機製不完善。第四，規範財政承受能力，出台行業操作指南。當前PPP推進中麵臨的五大難點難點之一：PPP項目的法律適用問題我國尚未有PPP立法，目前有關PPP的法規多為部門和地方製定，法規層次較低，法律效力不高，且還存在財政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兩個部門版本，未形成完整的法律體係。
第二，構建有效的PPP組織管理體係，厘清部門職責和分工。為此，需要政府方麵加強學習、培訓，切實提高自身的理論水平、業務水平和實操能力。
但兩部委目前在職責分工上不夠清晰，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還存在不一致甚至相衝突的地方，導致地方在執行時無所適從。基層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不多，很多依靠上級政府轉移支付，但事權卻不少，需要進行建設的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項目居多，還有很多都是法定支出，“每一年度所有PPP項目不能超過一般預算支出的10%”這一紅線可能會導致部分基層政府難以上馬PPP項目。
難點之二：部門職責分工不清導致地方實施無所適從目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和財政部都在積極推動PPP工作，各自先後下發了一係列PPP文件，對規範推動PPP工作起到了積極作用。在地方層麵，目前地方財政廳（局）和發改委（局）在推進PPP過程中也均建有PPP項目庫，向社會推介發布PPP項目，這些項目涉及的領域大部分相同，企業和中介機構均反映分不清兩部門在推進PPP工作中的分工。難點之五：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市縣PPP落地難一些落後地區經濟基礎薄弱，城鎮化率較低，城區規模較小，人員分布不均，再加上地形地貌地質特征等因素影響，雖然待開發建設的內容和空間較大，但規模開發經濟成本較高，規模經濟效益不高，盈利空間有限，市場付費動力明顯不足。在PPP立法中，應統一PPP立法的基本思想，把握PPP“共治”的精神實質，強調程序正義，注重宏觀指導和把握，並對目前與其他法律（如《招投標法》、《土地管理法》等）有不適用甚至是衝突的法律條款予以明確。由於PPP政策文件中缺乏對PPP項目構成要件的完整準確界定，實踐中打著PPP旗號做變相融資的項目已然出現，保底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的項目屢見不鮮。還有，企業擔心PPP項目執行會受領導換屆影響。
二是切實建立起合理的風險分擔機製。如財政部文件明確社會資本“是指已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境內外企業法人，但不包括本級政府所屬融資平台公司及其他控股國有企業”，而國家發展改革委則因其並未對什麽是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做出具體規定，本著“法無禁止即許可”的原則，本級政府所屬融資平台公司及其他控股國有企業可參與PPP項目。
其次，不少地方政府將公益性項目拿出來讓社會資本做PPP，有經營收益的項目自己做，也是導致社會資本方無人問津的重要原因。在PPP項目運營過程中，目前尚存在定價機製、收益分配機製等不盡合理的問題。
政企雙方責權分配是PPP的核心內容，需要深入研究。由對風險最具有控製力的一方承擔相應的風險。
比如，允許額度跨年度調劑使用，或者參考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規模的10%上調上限標準，彈性控製縣級支出責任上限標準。對此可考慮采取“區間彈性定價”，盡快形成科學的收益分配模型，即建立一種動態調整的定價機製，形成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上下限。三是盡快出台PPP分行業或領域操作指南。應盡快從法律層麵和部門權限的劃分上，明確其職責和分工，構建有效的PPP組織管理體係。
可以說，PPP頂層設計的架構已基本就緒。如對於鐵路、軌道交通等項目，由於投資巨大、回收期限較長，投資方往往要求捆綁地上物業開發，但按《物權法》及《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規定》，商業等各類經營性用地必須以招標、拍賣或者掛牌方式出讓。
其次，物有所值評價目前包括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其中的定量評價需要“政府支出成本的淨現值（PPP值）與公共部門比較值（PSC值）進行比較”，現在的難點是缺乏公共部門比較值（PSC值）數據，無法進行比較。自2014年以來，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在PPP方麵密集出台了多項政策文件，以推動、引導PPP項目實施，此舉得到了各級地方政府的積極響應，並紛紛推出PPP示範、試點項目。
現在各地在進行PPP項目的立項審批時，往往隻看單個項目的申報材料，隻要沒有超過一般預算支出的10%就通過論證。建議對財力狀況相對較好或確有需求的縣（市）允許支出責任額度適度上調。
根據《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9條的規定，可以通過一次招標活動將原本需要兩次招標采購的程序予以合並，即通常所說的“兩招並一招”的做法，解決由具有相應建設能力的施工企業經過第一階段招標後可以直接進行工程建設的問題。此外，在通過招投標、競爭性談判或競爭性磋商等方式確定PPP項目實施方後，簽訂特許協議時是否還應該再進行招投標也沒有明確。隨著PPP工作的開展，一些基層政府或主管PPP融資的部門提出：雖然中央出台了PPP操作指南，但還是不清楚如何針對具體項目開展評標、設計特許權協議等相關工作。這樣做，會導致未來年度財政實際的不可承受。
同時，經濟欠發達市縣財政能力較弱，政府出資有限。這一方麵導致地方政府在實際操作時難以抉擇，另一方麵也為日後的項目運作留下隱患。
作者：王朝才等PPP因其有利於充分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提升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和效率，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被視為是公共服務供給機製的重大創新。特別是基層政府領導的流動性相對較大，很多項目參與方擔心項目會因領導換屆而缺乏應有的利益保障。
一是在PPP項目領域建立信用約束機製，打消社會資本進入PPP項目的顧慮。第三，建立風險分擔和信用約束機製，有效引導社會資本進入PPP項目。